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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发密集的权力动向背后，时装体系的结构性颠覆开始现形。
即便是不常留意时尚的观察者，在全球最大的奢侈品集团LVMH宣布潮流品牌Off-White创始人Virgil Abloh担任Louis Vuitton男装创意总监后也能察觉到时尚世界正在发生的剧烈演变。这显然不是一次孤立的偶然决策，结合LVMH近期密集的权力结构调整来看，看似出人意料的决策实际上是集团开始焦虑。
起先是Louis Vuitton原男装创意总监Kim Jones于今年1月突然宣布离职，原因众说纷纭，有消息称Versace曾有意邀请他加入。不过现在看来，这只是LVMH重新布局的第一步棋，集团显然不想失去这个用Supreme联名系列为Louis Vuitton带去新方向，并在创意和商业方面取得罕见平衡的创意人才。
更没有人想到LVMH会在男女装创意总监均在任的第二核心品牌Dior上下手。3月19日，上任已11年的Kris Van Assche突然宣布离职，该职位由Kim Jones接手，其负责的首个Dior Homme系列将于6月推出。
第三步就是将Virgil Abloh招致麾下，这个极具争议性的举措被认为是Louis Vuitton从以Supreme联名系列对潮流文化的象征性示好，到彻底颠覆奢侈品牌创意生产方式的深刻变化。
非科班出身的Virgil Abloh不一定不熟悉从灵感搜集，草图，面料与颜色的甄选，打版，再到成衣的传统时装系列完整制作流程，却几乎一定不认可这一套在可复制性和生产效率上远低于潮流时尚的流程。复制与挪用，大量的重复，任意的组合是Virgil Abloh的创意方式，Off-White延续了潮流品牌一贯的简易创作过程，包装成高级时装的样子，成为最早登上巴黎时装周的“类”潮流品牌。
时装界对Virgil Abloh创新能力的怀疑由来已久，但不少人忽略的是，他居高不下的影响力更多来自于对当下市场“节奏”的适应，这种适应能力正是奢侈品牌所欠缺。街头潮流品牌的不定时系列发售（drop）往往能够持续为消费者带来新鲜感，而简易快速的创意生产流程正好满足了市场的贪婪。
反观不断被快节奏挤压的传统时装界，创意总监往往每年要为品牌创作6-8个时装系列。关于紧迫高压工作环境和设计师精神疲惫的讨论在业界持续了多年，但是人们心知肚明的是，让时装界慢下来几乎不可能。
快节奏倒逼生产方式变化，如今的创意总监与几十年前的设计师在职能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灵感资料的收集到系列的实际制作，他们将越来越多的职能让渡给助理设计师及团队，而自己负责方向的把控，其中渗透了多少的个人思想早就难以界定。换言之，如今的创意总监与人们想象中Yves Saint Laurent时代的设计师在职能上出现了巨大的差别。
时尚的节奏越快，生产流程便越短。
从某种意义上看，Virgil Abloh所代表的创意生产模式便是现存创意模式的极端形式，这似乎说明了Virgil Abloh被时装界接纳的某种必然性，也是他经常谈到的范式转移的体现。他所提及的范式转移，更少地关乎设计本身，更多地关乎时装产业的创意生产模式。
有观点指出，时尚不等同于艺术，时尚的创作空间更大地受限于社会生产条件和商业环境，这就是当前时尚产业演变的前提条件。
据时尚商业快讯最新报道，LVMH日前透露，旗下核心品牌Louis Vuitton目前所拥有的垂直供应链已可以与Zara母公司Inditex集团相媲美，Louis Vuitton工坊主管Valérie Dubois透露， 一个手袋在两周内便可生产并交付给门店，品牌的目标是把交货周期缩短至一周。为此，Louis Vuitton将新增两个最先进的工作坊，计划于2019年初投入使用。这也再次从侧面证明了奢侈品牌对节奏的更高需求。
从根源上看，时尚的快节奏来源于中产阶级消费者的焦虑。
德国社会学家org Simmel在1904年撰写的期刊论文‘Fashio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中认为，时尚由模仿和区分这两股力量驱动。中产阶级通过追逐最新流行趋势体现自身社会地位，这些流行趋势逐渐被社会底层效仿。当中产阶级发觉无法区别于社会底层，便开始追逐下一个流行趋势。中产阶级对于身份的表达越焦虑，时尚的节奏便越快。Georg Simmel在1904年提出的观点，在百年后的今天依然适用。并不是突然涌现的千禧一代改变了时尚，而是时尚向来如此。也不是突然涌现的中国消费者改变了时尚，而是全球财富重心发生了转移，无怪乎中产阶级家庭出生的千禧一代成为当前时尚结构颠覆的推手。
现在，来自亚洲的中产阶级已经成为全球奢侈品的核心购买力。
据贝恩公司年初发布的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奢侈品销售额达到人民币1420亿元约合220.7亿美元，较2016年大涨约20%，创下自2011年以来最大增幅。贝恩驻上海合伙人Bruno Lannes表示，各大奢侈品牌下调中国市场售价，加上政府鼓励在国内消费，对于奢侈品市场的反弹起到了关键作用。另外一名匿名的奢侈品牌高管表示，“五年前，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比其他国家年轻10岁，现在这个群体比其他国家的年轻近20岁。”
Louis Vuitton首席执行官Michael Burke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坦言，“Louis Vuitton并不是高级时装屋。从19世纪中期到上世纪20年代，再到如今，品牌所迎合的都是新贵阶层，而不是旧富阶层。”接纳Virgil Abloh就是迎合新贵最直接的举措。
如果说Louis Vuitton对新贵的迎合有其品牌基因做基础，那么LVMH集团旗下70年老牌时装屋Dior迎合的应是旧富阶层，但事情如今也发生了变化。
自Maria Grazia Chiuri上任后，Dior成衣系列就以洗心革面的年轻化成为争议的焦点，最初几个系列中加入的牛仔元素最直接地表达了其所主张的民主化。即将入主Dior Homme的Kim Jones也曾是Supreme x Louis Vuitton联名系列的重要推手。爆款效应最直接地透露出当前Dior成衣与配饰产品的消费主体是千禧一代无疑，不过能代表Dior传统审美体系高定业务依然相当抢眼。
LVMH早前在财报中强调，其于去年以65亿美元收购的Dior时装部门对销售额的增长作出很大贡献。据数据显示，在去年前三个季度，Dior录得12%的有机增长，集团预计Dior时装销售额有望在2020年扩大至30亿欧元。
昨晚，Dior女装创意总监Maria Grazia Chiuri把 Dior 2018 春夏高级订制大秀从巴黎搬到了上海，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大秀是Dior自创立以来首次在中国发布女装高级订制时装秀，也是Dior新 CEO Pietro Beccari上任后在中国主办的第一场大型活动。有分析认为Dior的这个罕见举措，目的是进一步拉近与中国高端消费者之间的距离。
而LVMH集团频繁的权力变动，其实也是为了解决其对全速前进的开云集团的焦虑。开云集团旗下Gucci的彻底翻身便是借助了千禧一代消费者。在创意方面，Gucci越来越突出时尚化而非奢侈化，而在产品热销后再通过涨价的方式，令产品获得门槛更高，突出其稀缺性。
除了对Louis Vuitton和Dior这两个旗下核心品牌进行重新布局，集团还对第二梯队品牌进行密集调整，据今日最新消息，Haider Ackermann离任LVMH集团旗下Berluti创意总监一职。有分析人士认为，尽管Haider Ackermann在创意才华上无可争议，但是对于品牌形象已经老化的Berluti而言，Haider Ackermann或许无法为品牌带来颠覆性的影响。有业内人士认为，集团或将Haider Ackermann调任至旗下其他品牌。
很明显，LVMH的耐心已经越来越小。
稍早前，Céline 任命 Hi Slimane 为创意总监，此举被认为是LVMH押注Céline成为下一个超级品牌和增长引擎的标志。即便被诟病Hedi Slimane与品牌美学风格不符，但是相较于过去，LVMH似乎更急切地看向未来，更加商业结果导向，也更渴望与中产阶级的千禧一代进一步建立直接联系。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浩浩荡荡的街头文化侵袭和时尚民主化并非底层文化的翻身，而是中产阶级对这种文化的主动取用。
Virgil Abloh和Kanye West所代表的不是从贫民窟诞生的嘻哈文化与潮流文化，而是中产阶级对此类文化符号的取用、复制、放大与消费。被视为“反时装体系”的Vetements在两年后的今天并没有以新鲜的概念颠覆体系，最终成为中产阶级追逐的众多潮流中的一个。仅从产品定价来看，这个品牌就与真正反时装的消费群体毫无关系。
Georg Simmel在其论述中还认为，社会顶层事实上是最保守的阶层，他们最不乐于所见的就是变化，因此他们的选择是高级定制，保持一贯的稳定，不随潮流变动。而当时装品牌开始拥抱新的创意生产模式与风格，放弃传统意义上的高级时装时，原本的一小批簇拥者或将转向高级时装定制。
前不久去世的Givenchy创始人Hubert de Givenchy不久前在采访中称，“时装已死，现在的时装屋只靠配饰续命。连香榭丽舍大道的时装名店，都是挂时装之名，实际在卖手袋皮鞋。”而在他的去世也被不少评论认为是高级定制时代的终结。早在2002年，Yves Saint Laurent也曾下过论断“高级时装已死”。
不过在当代语境中，时尚，时装和高级定制早已代表不同的含义。在未来的某一个时间点，人们开始遗忘高级时装，高级时装演变为高级定制，后者作为维护阶层特权的一种方式，不会消亡。而快速更新的时尚则成为绑定了明星、音乐、社交、点击量、联名的生活方式，以衣服为载体，但却与传统意义上的时装渐行渐远。
高级时装不会死，但将越来越与时尚无关。
来源：时尚头条网 作者：Drizzi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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