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正面临着三重考验

吵闹

“为什么每双鞋亏3美元还要接订单?”记者问老唐。“为了让企业能正常运转下去。”老唐回答，一个创立接近30年的工厂，简直“想死也死不起”。这家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由台湾迁徙来广东的制鞋厂，是中国制造的一个缩影。   这里有很多工龄10年以上的员工，一旦关闭工厂，企业要一次性赔付大笔补偿金。所以，老唐的流水线必须一直转下去。过去几个月，大量美国订单被转移到其他东南亚国家。对于老唐来说，这时候哪怕亏钱的订单也得接了。   TCL公司董事长、首席执行官李东生告诉记者，由于人力成本因素，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国家转移正在发生。   而更令人担心的是掌握了先进技术的欧美发达国家，也在陆续推出工业复兴计划。中国建.材集团董事长宋志平告诉记者，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土地非常便宜，现在当地已经聚集了一批中国企业。          但李东生认为，至少在目前，中国工业仍然具有一定国际竞争力，因为中国政府的办事效率、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势都很突出。另外，硅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跃林认为，中国制造最难被超越的优势，是工业体系的完整。以硅行业为例，从最上游的硅矿，到最下游的硅酮密封胶、纳米硅添加剂，在中国都可以找到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条。   为应对更加复杂的国际竞争局势，中国已经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发展纲要，从政府近期对制造业的态度上来看，未来也一定会在政策上有所倾斜。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仅就国内而言，中国制造还面临多重考验。   第一重竞争来自于各梯次产业之间，除了人才更喜欢互联网、金融等企业外，在吸引资本方面，制造业在与其他产业的竞争中也处于劣势。   浙江义乌华鸿控股集团马金才向记者抱怨，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已经说了好多年了，但这两年并没有明显改善”。据他介绍，目前银行在给制造业企业贷款时，利率一般会在基准利率上上浮20%~30%。并且银行一般还要求贷款企业在银行开立存款账户，保持一定存款余额，甚至买一部分银行理财产品。因此，企业最终贷款的实际利率比名义利率高很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的研究显示，从2011年以来，银行实际贷款利率一直高于中国所有企业的税前利润率，这意味着“实际利率”高于“自然利率”，“这也是（实体企业）投资下行的主要原因”。   第二重考验来源于产业本身，过剩的产能、无序的竞争都在影响行业和企业发展。宋志平与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曾经有过一场对话。王健林说：“你们建.材企业真不错，这些年房价翻了好多倍，但水泥没怎么涨价。”   “不是没涨价，比起20年前，每吨水泥的价格还降了100元。”宋志平苦笑。   尽管中国建.材已成为全球水泥老大，但在这个充分竞争的行业里，它仍然没有定价权。同样，作为中国建.材的控股子公司，北新建.材在中国石膏板市场上拥有50%的市场份额，但它仍然要与作坊式的企业进行价格战，后者受制于资金、技术实力，往往只能通过压缩成本，甚至是假冒伪劣来赚钱。北新建.材集团董事长王兵认为，中国制造业发展的前提，就是要创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让假冒伪劣者难以生存，让优质企业得以发展。   “有时候，企业是自己把自己做死的。”义乌市佛堂镇工业园区企业办公室主任毛剑告诉记者，一件内衣成本5美元，A企业报价6美元，B企业就会报5美元，C企业马上报4.5美元。“最可气的是，ABC三家公司的老板还互相认识。”对于小微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毛剑感到很无奈。   但让很多大企业感到困惑的是，自身的生存环境甚至不如小企业。例如富士康，作为受关注度极高的企业，富士康在社保费用的缴纳、加班时长的控制方面极守规矩，但小企业很喜欢在这方面钻空子。这便导致，虽然富士康的基本薪资比其他家高，但工人最终拿到手的现金收入却不具备竞争力。   第三重考验来自于税费改革。王立在2015年开办了第二家工厂，原因是之前的企业年产值已经超过5000万元以上，按照规定，应该纳入重点税源监控名单。在计算之后，王立决定把企业“由大变小”，由此消失在政府的关注视线里。   “好多企业说的合理避税，我觉得就是逃税，因为不逃根本就没钱赚，即便这样，我现在几乎都没有净利可赚。”王立表示。   在诸斌看来，对税收最敏感的是那些中小企业。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要有不同的税率设定，“现在税率上对小微企业有一个特殊的考量，那么针对中小型企业也可以依次做出相关的调整，另外则是那些大型的、运营比较稳定的。”诸斌指出，这样分层次地进行税率调整，也会更有针对性。   2015年，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2025》，部署全面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但距离这个目标中国制造还需要跨越很多道关隘，这同时也考验着监管层在制定政策方面的艺术，如何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给企业减负，以及如何创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支持好企业发展，如何在引领全球化的同时将高端制造业留在中国。